諾亞研究工作坊 導讀：
8月1日，特朗普在Twitter上表示美國將從9月1日起對中國3000億美元商品加征10%關稅。由于涉及到的商品絕大部分是消費品，加征的關稅會在短期內給美國家庭開支和美國通脹率造成壓力，是典型的損人不利已。我當即認為特朗普會在冷靜后改變主意，縮小征稅范圍。
01
最被人低估的經濟學家
當時，我在微信看到的一條評價是：“怪就怪特朗普身邊沒有一個靠譜的經濟學家！”我立刻回了一句：“其實最被大家低估的經濟學家就是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特朗普對中國的很多觀點來自于他的《致命中國》一書。他雖非名校名教授，很多觀點不靠譜，但他認為中國進口商品降低了美國制造業工人就業和收入的觀點，被美國一些名校名教授寫成論文發表在頂級期刊，經過財經媒體廣泛傳播。可惜的是，以我所見，國內專家和官員對這一并不準確的觀點似乎少有反駁。”
剛寫完這句話，我就看到《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指出特朗普加征新關稅的決定，除了納瓦羅，美國其他貿易談判代表團成員都一致反對。8月5日，特朗普指責中國匯率操縱，雖然出面宣布的是美國財政部長，但白宮官員里，只有納瓦羅一人長期批評中國操縱匯率。特朗普當天在Twitter的發言再一次重復了納瓦羅指責：“中國偷了美國的生意與工廠，破壞工作機會，壓低工人工資和農產品價格”。
眾所周知，特朗普對中國的政策受到三方勢力的影響，分別是財政部長姆努欽和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代表的”市場開放派”,商務部長羅斯、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以及納瓦羅代表的“貿易強硬派”，加上國務卿蓬佩奧和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代表的“國防鷹派”。在中美經貿沖突發展的不同階段，這三方勢力分別有過輕重不同的影響力。但現在，大家看得非常清楚，無論你是否喜歡納瓦羅，他才是對特朗普影響最大的人！
忽視納瓦羅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我在Hk參加的投資論壇，看到來自美國和歐洲金融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多次表露出對納瓦羅的不屑。維基百科對納瓦羅的評價是“觀點處于主流經濟學之外，被普遍看成非主流經濟學家”。
納瓦羅被忽視的核心原因在于他對GDP和凈出口（出口減去進口）的關系有著錯誤的理解。他認為要增加GDP，就必須增加出口，減少進口（通過關稅來實現），這個邏輯來自于在會計上，GDP恒等于消費、投資與凈出口之和。但納瓦羅（和他的好學生特朗普）錯就錯在忘記了凈出口同時也受到本國和外國GDP的影響（消費和投資也是一樣）。通常，當GDP變大時，進口也會隨之增大；而增加出口，需要其他國家的GDP保持增長。
除此以外，GDP的構成項還和匯率，利率同時構成一個復雜的相互影響的動態系統。納瓦羅把一個會計恒等式當作經濟增長的訣竅，以及他堅信貿易逆差是一件壞事的觀點，被名校經濟學教授們嘲笑“不知道他的哈佛博士學位是如何拿到的”、“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都知道他是錯的”。的確���任何一本入門教科書都清晰說明了納瓦羅版的“重商主義”不會成功。
近期，很多專家反駁了美國關于中國匯率操縱的指控。對于納瓦羅在《致命中國》里關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移、商品質量等問題的指控，國內專家也有清晰的回應，本文不再重復。
02
不要回避“納瓦羅指責”
但是，納瓦羅并非一無是處，即使維基百科上也有一句“他關于中國的部分觀點和主流看法一致”，他指責從中國的進口傷害了美國就業與收入的觀點經過一些著名美國經濟學家的論證發表，引起高度重視，“中國沖擊波“成為一個熱門詞匯，在財經媒體廣泛傳播。中美貿易沖突開始至今近一年半的時間，以我的閱讀面來看，國內經濟學界和貿易專家反復在解釋開放貿易給全球經濟帶來的整體好處，以及中美兩國貿易失衡產生的原因，但對“納瓦羅指責“也就是”中國沖擊波“的回應明顯不足，避重就輕現象十分明顯。
2014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對44個國家的問卷調查顯示，10個發達國家受訪者對“貿易是好的”表示同意的中位數占比為84%，這一比例在25個新興經濟體（包括中國）和9個GDP增速較慢的發展中國家分別為78%和87%。
然而，三類經濟體同意“貿易增加就業”的中位數占比分別為44%，52%和66%，其中，20%的美國和68%的中國受訪者認同貿易提升就業。三類經濟體同意“貿易增加工資”的中位數占比分別為25%，45%和55%，其中，14%的美國和61%的中國受訪者認同貿易幫助提高工資。
由此可見，相對新興經濟體，發達經濟體對貿易整體持有更正面評價的同時，也更加不滿意貿易對就業和收入帶來的沖擊，而且美國對貿易的懷疑比大多數發達國家更嚴重。基于此，如果我們希望維持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其實不必在論證“貿易是好的”這點上多費筆墨，而應該直接回應“納瓦羅指責”：美國就業和收入問題到底是否來源于中美貿易？
本文上篇的目的是在理解美國經濟變化的基礎上，講述主流經濟學界對“中國沖擊波”的研究，這些研究的缺陷，以及最新研究成果是如何反駁“納瓦羅指責”的。此外，我還會在下篇從跨國比較的的角度解釋美國就業和收入變化的“鍋”不該由中美貿易來背。我希望這些觀點可以幫助化解當下中美貿易談判代表之間的分歧，通過溝通來凝聚共識。
03
美國“失落的十年”和褪色的“美國夢”
其實，在2000年前，對自由貿易表示懷疑的并非發達國家，而是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增長迅速，最積極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正是美國，我清晰記得中國加入WTO之前的主流民意是“狼來了”。然而，2000年之后發展中國家經濟迎來迅速發展，相反，美國遭遇兩次金融危機，特別是制造業就業人數從2000年1月的1730萬減少到了2010年3月的1145萬，唯一可與這長達11年，近600萬工作崗位消失相提并論的的就是1929-1933年的大蕭條。盡管同期非農總就業人數只是圍繞1.3億小幅波動，但由于制造業收入高、工作穩定性強、備受社會尊重的屬性，工作崗位的快速消失引發美國制造業工人強烈的失落感，美國原有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包括酗酒，毒品和自殺等帶來的死亡率一改之前的下降趨勢，開始明顯上升。
上圖顯示，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的趨勢從1980年就開始，但到2000年之前速度很慢。不巧的是，同樣從1980年開始，由于全球化加速和里根的減稅政策，美國收入前1%的人占國民收入比重一改之前持續下降的趨勢，收入占比從11%上升到了2014年的20%（最新數據，如果改成財富前1%，對應的占比分別改為23%和37%）。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爆發，主打口號“我們都是99%”正來源于此。
隨后，經濟學家基于納稅申報表上真實收入的分析發現（這遠比傳統抽樣調查詢問收入要準確），美國人超越父母收入的比例在過去45年時間里從90%持續下滑到50%，實現“美國夢”變得越來越難。下一代的收入開始高度依賴父母的收入水平，貧富差距開始跨際繼承，向上流動性缺失。糟糕的是，美國是主要發達國家里貧富差距最大和向上流動性最小的，《偉大的蓋茨比》描述的窮孩子翻身成為大富豪變得幾乎不可能。在制作下圖時，我最想尋找的就是Hk對應的數據。
一方面是兩次金融危機給美國帶來“失落的十年”，制造業工人備受打擊，一方面是超級富人的崛起與褪色的“美國夢”，美國民眾急需一個解釋，任務落到了經濟學家身上。2000年3月爆發的互聯網爆破破滅顯然和中國扯不上關系，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大家急忙尋找原因時，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很快出來怪罪中國和亞洲貿易順差國的“儲蓄過剩”，積累外匯儲備買入美國國債壓低美國利率，導致了美國家庭在房地產上的過度投機（這些觀點明顯不符合事實和邏輯，但被萊特希澤采納作為打壓中國的借口）。不過，美國制造業崗位的消失，是否來源于中國在2001年11月加入WTO？雖然看上去時間重合度很高，但在2010年之前，幾乎沒有一位嚴肅的經濟學家這么認為。
04
“中國沖擊波”登場前
畢竟，上圖顯示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占非農就業人數的比重從二戰后就一直保持線性均數下滑的趨勢，而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機械自動化對于勞動力的替代。我在寫作此文前，在Hk機場快線上就觀看了一段自動切魚機替代人工的視頻。在《貿易沖突：莫讓認知分歧成為合作的障礙》一文里，我引述了老師Timothy Kehoe最新發表的研究：“1992-2012年，美國總的貿易逆差（并不僅僅來自于中國）導致的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僅占15.1％（對應74萬），其余則來自于制造業生產率的快速提高。因此，就算是美國償還外債可以降低貿易赤字，但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仍然會持續減少”。
在2016年美國大選投票前，370位經濟學家聯名反對特朗普的理由之一就是他把美國制造業人口下降的原因歸于貿易逆差，而真實原因在于自動化革命。他們還批評特朗普錯誤地以為美國制造業產出占GDP比重持續下降，事實上，這一比重從1960年至今都幾乎水平地保持在12%左右，美國依然是全球制造業最強的國家。
影響收入差距和向上流動性的因素非常多，除了我前文提到的全球化加速，里根減稅，還有美國經濟增速放緩不利于普通階層，但富人卻可以享受資本市場長期高回報。特別的，制造業機械自動化革命導致了受過高等教育、熟悉機械和電腦操作的技術型工人以及硅谷高科技精英的收入上升，而傳統制造業只需要高中文憑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技能紅利”，也就是大學畢業生和高中畢業生/大學綴學生之間的收入差距，變得越來越大。
與中國的貿易，在2011年之前，和這些美國經濟學家最關心的問題都扯不上關系。我在美國讀博士的時候，沒有主流經濟學家研究中國，頂級期刊關于中國的研究鳳毛麟角。中國學生會被導師明示或者暗示，研究中國很難找到學術界的工作，畢業后只能去導師不希望學生工作的業界或者政策部門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我2008年開始在Hk任教，幾乎所有的同事都在研究美國人關心的問題，如果以中國經濟作為研究對象，就要做好難以發表的心理準備。
2011年，納瓦羅出現，他說美國制造業失業問題，收入不平等都是中國進口到美國的商品造成的。在那之前，他幾乎沒有什么知名度和影響力，對政府職位的競選全部失利。
05
從“中國沖擊波”到“中國綜合癥”
我的專業是金融經濟學和投資，貿易戰升級前對貿易問題關注并不多。當我決定搞清楚納瓦羅指責到底有沒有根��時，我非常驚訝地發現長期無人問津的中美貿易自2012年以來已經成為美國名校、頂級期刊最熱門的話題之一。讀者可能不喜歡《致命中國》煽動性的封面（一把中國產匕首插在美國地圖上，鮮血四溢），不喜歡書里松散案例多過嚴謹數據分析的夸張描述性筆法，但是，美國麻省理工、耶魯、美聯儲的經濟學教授采取嚴格大數據分析方法，發表了一系列被統稱為“中國沖擊波”的論文，部分印證了納瓦羅指責。
我在《貿易沖突：關稅反制是理所當然的嗎？》一文里對于這些新研究做了簡要的概括：“從2013年開始，David Autor，David Dorn，Gordon Hansen以及其他合作者發表了一系列研究，認為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美國從中國的進口替代是制造業就業人數和收入下降的重要原因，……，新新貿易理論假設當低效率的企業退出市場后，他們雇傭的勞動會迅速轉移到高效率的企業，或者可以通過收入再分配享受到更高的福利。但現實的勞動力市場沒有這么完美，進口替代帶來的就業沖擊并非均勻分布在美國各州，而往往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所在的少數地區，大量工作在短期內集體消失，再就業和收入再分配都變得困難”。舉例來說，田納西州和亞拉巴馬州都是美國的制造業中心，原來就受到機械自動化沖擊和全球貿易競爭。隨著中美貿易規模擴大，與亞拉巴馬州的重工業制造業相比，田納西州的家具制造業遭受中國進口競爭的影響大得多。工人受影響的時間也超過許多經濟學家的預期，受貿易沖擊行業的就業人數如預期那樣下降，但沒有多少跡象表明出口導向型��業的就業人數上升。遭受沖擊的群體適應的過程可能需要一兩代人的時間，而非幾年時間，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工人通常只有高中學歷，年齡偏大，原本就不富有，難以通過培訓提高自己的技能。
隨后的研究從“中國沖擊波”擴展到“中國綜合癥”：受影響地區的勞動參與率下降，領取救助金的人數增多，公共服務供應減少。不僅如此，這些地區的犯罪率和家庭負債率上升、結婚率和生育率下降、貧困兒童增加、向上流動性減少（這些可以看成是J.D. Vance的《鄉下人的悲歌》一書的大數據分析版）。這些地區選民的政治立場變得更加保守和激進，帶有這一傾向的共和黨議員紛紛上位，察覺這一變化的特朗普在競選中主打中國議題，成功入主白宮。
Autor與合作者還發現美國受到中國沖擊的行業在科技創新和專利研發上都出現了倒退，由于美國70%的創新和專利來自于制造業，這就使得遏制中國的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成為美國在貿易談判中的核心訴求。
對于這些研究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直接登錄Autor建立的“中國沖擊波”主頁（網頁鏈接）下載原文和數據。這些研究受到了眾多基金會的支持，被同行高度贊譽，經媒體傳播后影響巨大，一些經濟學家開始把中國當作本國社會經濟問題的“替罪羊”。可惜的是，過去這么多年，除了貿易專家，國內對此似乎并不熟悉。我孤陋寡聞，感覺即使貿易專家也鮮有反駁。
近期，國內一位官員有理有據地駁斥了萊特希澤的諸多貿易主張（但也沒有回應納瓦羅指責），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反駁“美國吃虧論”時說：“當年中國入世，美國沒改變任何政策、沒降低任何關稅、沒修改任何貿易法，美國進口限制或出口管制也沒有特別取消，因為美國市場本來就對中國開放進口。什么都沒做，也就沒有吃任何虧”。可惜的是，這段話存在明顯的瑕疵。
Justin Pierce和Peter Schott認為克林頓政府在2000年10月給予中國永久貿易最惠國待遇，是造成制造業崗位下降的重要原因。因為在這之前，盡管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平均關稅從1980年就保持在約4%的最惠國待遇，但美國總統和國會每年都要重新審議這一待遇，1989年后，最惠國待遇被否決的不確定性加大，平均關稅有可能被提升到37%。
當這種不確定性消失后，美國進口商和中國出口商都愿意強化彼此聯系、延長合同關系、加大生產投資，特別是美國企業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線轉移到中國。研究發現受到關稅最惠待遇不確定性更大的美國行業，在2000年后從中國的進口更多，制造業崗位消失更明顯。作為反證，由于歐洲早在1980年前就給與了中國最優關稅待遇，中歐貿易和就業崗位變化的關系就遠沒有美國那么明顯。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Justin Pierce和Peter Schott還把被稱為WASP的美國傳統白人男性，從90年代末期開始，因為吸毒、酗酒和自殺產生的死亡率上升的現象怪到中國，邏輯是受到中國進口沖擊，失去制造業工作的白人男性變得絕望。這聽上去似乎有理，實際上根本站不住腳，美國西班牙裔白人、黑人男性，以及其他與中國有著密切貿易關系（無論是順差還是逆差）的加拿大、德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國的白人男性在同期的死亡率都是下降的。在本文的下篇我會強調這種跨國比較將是反駁“納瓦羅指責“的關鍵。應該說，美國傳統白人男性受到“身份認同”的影響較大，從制造業轉型到服務業的意愿不如西班牙裔和黑人男性，造成了再就業障礙。
無奈的是，這些歪理卻被帶有偏見的媒體不斷放大傳播，而中國的學者并未進行反駁。實際上，最早研究美國白人男性死亡率“獨此一家“上升現象的Angus Deaton，就沒有扯上中國，他認為這主要來自美國鎮痛型阿片類藥物自90年代末期開始泛濫，以及兩次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沖擊。值得一提的是，Deaton此文影響力巨大，2015年發表兩周后就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06
被夸大的“中國沖擊波”
相比納瓦羅那種零散的案例觀察、立場先行的態度，應該說Autor等人的系列研究給我的第一感覺是非常新穎，用大數據對謎題進行“偵探式”的尋根究底，特別是盡可能地區分“因果關系”是經濟學計量革命的核心。此前，幾乎沒有名家如此細致地研究中國對美國的影響。
不過，我同時強烈地感覺到這些研究大大高估了中國進口競爭對美國制造業的負面沖擊。Autor等人認為美國從1999-2011，少則200萬，多則240萬就業（包括制造業和非制造業）損失是中國進口競爭的結果。我的直覺是這些估計過高了。因為美國制造業在同期最多消失了近600萬個工作崗位，但總的非農就業人口保持在1.3億左右，僅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從最多減少了約870萬，但這一部分就業下降顯然和中國進口競爭的關系不大。
Autor等人的研究都忽視了兩次金融危機對于就業的負面沖擊。雖然現實中貿易和金融緊密聯系，但是學者之間的專業分工使得研究貿易影響的文章很少考慮金融影響。金融危機發生后，房價下跌，家庭資產負債表明顯惡化導致總需求持續下降，同時降低了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需求，造成這些行業的失業率上升。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家庭財富受損后，人們很難花錢接受再培訓適應新的工作機會。《房債》一書的作者Atif Mian和Amir Sufi認為2007-2009年美國消失的620萬個工作崗位中，來自金融危機沖擊的就有400萬個。同樣的沖擊發生在2000-2001年的互聯網泡沫破滅后，但是Autor等人的研究并未考慮兩次金融危機對就業和收入的沖擊。
實際上，從2001年11月中國加入WTO到2008年9月金融危機爆發前，美國制造業工作崗位減少了260萬個，同期非農就業保持持續上漲，對比一下Autor等人的估計，大家就理解我的直覺了。作為參考，前文提到 Kehoe認為美國與其他國家總的貿易逆差在1992-2012年減少了約74萬制造業工作崗位。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就算中美貿易平衡，美國制造業就業人口依然會因為自動化替代而持續減少。但在2012年，納瓦羅根據《致命中國》拍攝了一個紀錄片，說中國造成了美國2500萬工作損失。對比前文最大的數字870萬，你聽到后會有什么感覺？是不是也會懷疑他的哈佛博士學位是怎么拿到的？我的感覺就是最適合納瓦羅的職業就是Hk游行示威組織者和帶偏見的媒體記者，他們都習慣于把游行人數夸大3-4倍。
07
“中國沖擊波“的劇情反轉
對Autor等人研究更細致的反駁來自于魏尚進與三位合作者，他們從供應鏈的角度考慮了從中國進口的最終商品和中間投入品對于美國就業和收入的影響。理論上，從中國進口商品會對美國同類商品形成“直接沖擊”，可能降低美國企業的就業人數和收入，而位于這些企業上游，提供中間投入品或服務的美國企業自然就會受到負面的“上游沖擊”，但對于購買中國最終商品提供服務的美國企業，或者購買中國商品提供服務的美國企業購買中國中間投入品，生產最終商品的下游美國企業，有可能會由于中國進口價格低而擴大生產規模，這樣，“下游沖擊”就會增加工人的就業和收入。這里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美國生產的電腦和電子設備需要用到大量來自中國的零部件。事實上，前面提到美國制造業產出占GDP的比重自1960年來一直穩定在12%左右，主要原因就在于電腦和電子設備的貢獻巨大。如果沒有來自中國的中間投入品，那么美國制造業就業和產出都會受損。
魏尚進等人采取和Autor等人相同的方法對同期數據進行研究，在區分了三種不同渠道的沖擊后，發現盡管“直接沖擊”和“上游沖擊”的確減少了美國制造業的就業，但是“下游沖擊”不僅增加了美國就業，而且大到可以抵消前兩個渠道的負面沖擊。此外，與中國的貿易還增加了美國非制造業的就業。
原因其實并不復雜，與中國的貿易通過直接和上游渠道影響到的美國制造業就業，其實只占美國勞動力市場中少數。但是通過下游渠道產生的正面影響涉及幾乎所有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即使是研究機構、醫院、學校、銀行、政府部門和餐館都進口中國制造的電腦、電纜、通訊設備、鋼鐵零件、家具、燈泡、床單、衣服等等，勞動力市場的的大部分工作崗位就來自于這些行業。別忘了，美國對中國的服務貿易順差一直為正并且快速增長。
一個非常清晰的事實是，美國制造業和整個非農就業都在2010年3月后持續增長，目前的失業率創下40多年來的新低。在這個過程中，盡管美國對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持續上升（對此的解釋很多，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觀看我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欄目的講座《全球貿易失衡的四大原因與應對》），但我相信上面提到的“下游沖擊”對美國整體就業的正面影響更大，一個簡單的理由就是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占非農就業人數比重在2010年之后已經基本保持穩定，制造業和非制造業人數持續上漲，原本負面的“直接沖擊”和“上游沖擊”效應基本消失了。
劇情同樣反轉的是，在引入供應鏈的視角之后，與中國的貿易會使美國工人總體的實際工資提高，除了就業增加帶來的名義工資上漲，與中國的貿易還壓低了美國的整體物價水平，這也是美國在實施多年量化寬松之后也難以刺激通貨膨脹的核心原因之一。其實Autor等人也持有同樣的看法，他們認為與中國的貿易在整體上對美國是有利的，只是在具體分配過程種出現的問題，也就是通過貿易獲得大量好處的行業，并沒有去補償那些受損的制造業，需要為此承擔責任的恰恰是美國政府。
然而，特朗普和納瓦羅卻把責任推給了中國，而且采取了抑制貿易逆差效果最差的關稅打擊，不僅讓美國進口商和家庭承擔了絕大部分關稅（參見《貿易沖突：莫讓認知分歧成為合作的障礙》），也無法實現美國企業回歸本土。同時還造成了與多國的貿易緊張關系，拖累世界經濟增長。就連Autor也認為特朗普對貿易的理解充滿謬誤，重商主義不會成功，對進口商品大面積加征關稅的做法會從多個方面破壞美國經濟健康發展，他還認為特朗普撕毀TPP協議是極度短視的決定，以及美國的問題集中在收入分配上。
其實，解決分配問題并不缺少好辦法，與特朗普采取的無差別企業減稅相比，Intel的創始人Andy Grove多年前就建議對將生產線轉移到美國之外的企業征收特別關稅，用以補償美國制造業工人；或者對那些在美國生產高附加值商品的企業實施減稅都是更好的辦法。“股神”巴菲特建議政府向出口企業頒發可交易的“代金券”，只有獲得這些券的企業才能夠從國外進口，這樣就能夠縮小美國貿易逆差，平衡不同行業的工人利益。此外，美國要保持全球制造業和貿易出口的優勢，必須加大在科技和研發上的投入。特朗普卻逆向而行，削減科研經費預算，以打壓中國科技升級來阻止發展，損人不利己。
魏尚進等人的研究結論與邏輯清晰易懂，中國的貿易談判代表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訴對手，特朗普在Twitter上不斷重復的“納瓦羅指責”根本站不住腳。現在，特朗普已經明白貿易戰沒那么容易贏，承認貿易戰會造成雙輸，只是他覺得美國受傷程度較小。如果他真正理解從中國的進口從2000年至今在整體上促進了美國的就業和收入，那就更不應該shoot himself in the feet(“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英文表達)了。
（未完待續，作者是諾亞控股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所屬機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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