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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網】從"斯普尼克時刻"到"華為時刻",中國企業如何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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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 2019-07-30來源:FT中文網 作者:夏春 訪問量:33

50年前的1969年7月20日,阿波羅11號載著三個美國宇航員登上月球,不僅標志著人類在太空探索中的巨大突破,也意味著美國在與前蘇聯的太空競爭中真正取得了徹底領先的地位。事實上,這一成果得益于1957年10月4日的“斯普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的倒逼。這一天,前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進入地球軌道,震驚了整個美國。此前,美國一直認為自己在導彈和航天領域上處于領先地位,但兩次試射人造衛星均告失敗。在當時的冷戰環境下,前蘇聯的技術突破令美國和其盟友的國家安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從此,美國開始制定詳細的太空探索計劃,1958年成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和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發現前蘇聯培養的科學家是自己的2-3倍之后,美國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教育、研發和人才培養上投入巨大的資金,1959年,美國國會撥付1.34億美元給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比前一年多了近1億美元。1961年4月12日,前蘇聯率先將宇航員尤里加加林送入地球軌道,再一次強烈刺激了美國。美國進一步加強了科研投入與人才培養,NSF在1968年的預算接近5億美元。

1968年12月《時代》周刊以美國宇航員追趕前蘇聯宇航員飛往月球作為封面,終于,美國在應對前蘇聯的挑戰中跑到了前面成為贏家(電影《隱藏人物》精彩地描述了三位黑人女數學家在其中的貢獻)。今年7月,《時代》周刊復刻了這一封面,宇航員變成了四位,分別來自美國,藍色起源公司,SpaceX公司(分別由亞馬遜和特斯拉創始人貝索斯和馬斯克設立)和中國。

2019年5月10日,美國國會對2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關稅稅率從10%增加到25%,特朗普同時威脅將這一稅率施加在剩余3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之上。5月15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將華為及70家子公司納入相當于貿易黑名單的“實體清單”,2天后正式生效。據我觀察,美國實施華為禁令給中國造成的震撼,超過了一年多來不斷升級的貿易摩擦給中國制造的壓力,中國企業和國民感受到了發展道路上來自美國及其盟友前所未有的挑戰,迎來了堪比“斯普尼克時刻”的“華為時刻”,盡管這個名詞可能要若干年之后才會出現和流傳。

即使美國在未來某個時間放寬或者撤銷華為禁令,“華為時刻”都將推動中國重新思考經濟發展道路、加強原創科研開發與人才培養、提高企業和國家競爭力。事實上,“挑戰與應戰”恰恰是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詮釋人類文明興衰的核心力量。一個文明,如果能夠成功地應對挑戰,那么它就會誕生和成長起來;反之,它就會走向衰落和解體。美蘇競爭的歷史教訓并不遙遠,在過去30年里,中國也成功應對了一系列的外部挑戰,例如1999年5月7日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被美軍轟炸的時刻,2001年4月1日中美南海撞機的時刻,正是中國國防軍事力量崛起的轉折點。

本文的目的在于為中國企業提供一個面對“華為時刻“和貿易摩擦壓力下,能夠在相對短的時間里持續提升競爭力,從而在整體上提升中國國家經濟實力的新方法(本文不涉及短期內“治標不治本”,已被市場廣泛討論的各種應對經濟下行的政策舉措)。

競爭力含義廣泛,經濟學通常以“全要素生產率”,即扣除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對GDP增長貢獻之外的生產率(后文簡稱“生產率”),作為衡量企業和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指標之一,也就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因素(包括產權、稅收、教育,法治,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等)對于GDP增長的貢獻(限于篇幅,本文不討論中國在擁有很強硬實力的基礎上,如何提升國家軟實力和巧實力來迎接挑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國際政治學家約瑟夫•奈對這三個概念的論著)。


發展經濟學的失敗

眾所周知,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生產率差距巨大,例如美國一個普通工人兩周工作的收入相當于坦桑尼亞一個類似工人一年的收入。但令人意外的是,發展經濟學和以世界銀行為代表的國際機構在過去半個世紀為提升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率所開出的各種藥方基本都失敗了。窮國依然貧窮,二戰后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國家屈指可數。

原因大致有三點:第一,制度創新或者模仿復制發達經濟體制度的建議聽上去簡單明了,但除了大家熟悉的“后發劣勢說”之外,事實是“落后”的“舊”制度往往具有長達百年甚至千年的強持續性,很難轉化為“先進”的“新”制度。研究發現英美法系更注重企業的產權保護和鼓勵競爭,使得企業的生產率和科技創新更強,但對于實行大陸法系的國家來說,這樣的發現于事無補。此外,即使在同樣制度下,企業之間的生產率差距巨大,例如美國,中國和印度生產率排在最前10%的企業,分別是排在最后10%企業的3.3,4.9和5.0倍(謝長泰,Peter Klenow,2009),這樣的差距來自何方?

第二,如果差距來自于科技創新,從這個角度去縮小差距其實是一個“知易行難”的藥方。既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又需要知識產權等一系列制度保護,即使這兩個條件都具備,科技研發與人才培養同樣需要長達十幾年甚至數十年才能取得突破。這既是類似華為這樣的企業在中國如此稀少的原因,也是“華為時刻”讓國人如此震撼的關鍵:美國高關稅對中國經濟下行和失業率的壓力仍然可控,但應對高科技封鎖的挑戰的困難更大。換言之,建議中國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以科技創新來應對壓力有些“奢侈”和“不接地氣”,遠水不解近渴。

第三,從本質來講,經濟學家對于“生產率”的理解不夠深刻,由于“制度”這個概念過于龐大復雜,究竟哪一種具體的“實踐”可以幫助企業在相對短的時期提升競爭力,經濟學家并沒有找到讓人信服的答案。舉例來說,經濟學家長期以來關注企業董事長和CEO對于企業經營業績的影響,希望找到優秀企業家的特征,然后找到符合條件的企業家就可以提升企業的競爭力。現實中,大量的企業也采取頻繁更換高層管理人員的做法希望取得快速療效。然而結果并不理想,第一,優秀企業家共同性的特征難尋,通常是個人獨到因素,因此難以復制;第二,優秀企業家難以直接通過MBA教育進行培養,其數量遠遠少于企業數量;第三,爭奪企業家通常使得他們薪酬的大幅上升,卻不能帶來同等企業業績提升幅度。即使企業家有點金之術,對他們的爭奪只會造成企業競爭能力的轉移,并不會提高一個國家整體的競爭力。


中國經濟增長,“奇跡”在何處?

在我介紹能夠在短期內提升企業生產率的新發現之前,有必要提及一段插曲。由于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濟快速增長對比同期“發展經濟學”的失敗,一些學者嘗試建立中國學派,將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推廣到發展中國家,但事實上,中國成功的制度背景很難在其他國家進行復制。更加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并不存在所謂的“奇跡”,高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的投入,中國的“生產率”并不高,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甚至弱于巴西、墨西哥、敘利亞、委內瑞拉、巴拉圭、阿爾及利亞、印尼、泰國等(Charles Jones, Paul Romer, 2010)。

褒獎“中國經濟奇跡”的學者,似乎都忘記了經濟學界的一段往事:二戰后,東亞國家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世界銀行在1993年冠之以“東亞的奇跡”。然而,1994年底,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外交事務》雜志發表《東亞奇跡的迷思》指出,東亞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大規模的資本積累和密集的勞動力投人,沒有真正的知識進步和技術創新,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這種增長模式和前蘇聯相似,不能帶來經濟的持續增長。我清晰地記得,當年國內經濟學界群起反駁,一時好不熱鬧。然而,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印證了克魯格曼才是站在正確的一方(當然,他承認并沒有預見金融危機發生的時間和過程)。


管理實踐是一種軟技術

回歸本文主題,短期內可以有效提升企業生產率的新方法,和前文提到企業家執行的優質“管理”功能只有兩字之遙:優質“管理實踐”(“管理流程”可能更適合國內語境)。請大家不要嘲笑這個簡單的答案,經濟學家發現這個答案的過程,一如我刻意構造此文的結構,讓大家感覺揭秘的過程十分漫長。經濟學家習慣關注宏大的敘事,企業管理實踐這么細節的話題,相比“制度”來說,從來不是經濟學家在意的焦點,留給管理學家去研究就好。遺憾的是,經濟系和管理系在絕大多數大學都分屬不同學院,教授們彼此無來往,管理學家也幾乎不關注國家競爭力這類話題。而且,管理學家長期采取的“案例”和“問卷調查”研究方法,一直不被關注“大數據”的經濟學家所重視,因為“案例”有選擇偏差,不能解釋成功企業和落后企業之間的真正差距,而“問卷調查”受到各種人為干擾因素的影響。事實上,管理系從來沒有用客觀衡量的“管理實踐”來解釋是國家之間,企業之間在生產率上的差距。

突破來自于斯坦福大學教授,曾在管理咨詢公司工作的Nicholas Bloom,他與合作者采取了“雙盲”的問卷調查方法,即被采訪的企業管理者并不知道處于問卷調查之中,由于這些制造業企業只是中等規模(雇員人數在500-1000之間),知名度不高,采訪的MBA學生并不知道除了企業名字之外的任何財務信息,不會先入為主地判定被采訪企業的管理實踐能力。他們設計的問卷對3個大類(監督、目標和激勵)18項標準化的管理實踐(例如業績追蹤、評估、目標管理、獎優罰劣、人才的吸引,管理,晉級與保留等)做出清晰的評分指引,從低到高分成1到5分五個等級。每個企業的綜合得分為18項評分的均值,在此基礎上計算企業所在國家的管理實踐得分。下圖顯示跨國比較排名,國家或地區邊上的數字代表被采訪企業數量。

不巧的是,524家中國企業的綜合得分和目標管理得分都排在了末位。如果把企業按地區顯示綜合得分分布,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差距會更大,例如美國695家企業的綜合得分分布接近正態,得1分和5分的比例接近,圍繞平均分的企業比例最多。相反,中國幾乎找不到綜合得分超過4分的企業,而這樣的企業在巴西、印度、希臘和葡萄牙都有一定比例(Bloom教授在2016年把調查的企業擴展到35個地區,數量超過11000家,覆蓋制造業,零售業和服務業例如學校,醫院,律師和稅務事務所等,763家中國企業的平均綜合得分為2.71,排名第20位,超過了巴西,印度,但仍然落后于希臘和葡萄牙)。

有趣的是,將企業CEO對個人管理能力的自我評估得分減去所屬企業的綜合得分,平均分最高的五名就是上圖中的后五名,而得分最低的是美國。可見,企業管理業績差的CEO反而是自我感覺最好,最為過度自信的。

和中國的經濟增速比較,中國企業管理實踐綜合得分低的結果讓人意外,但仔細一想又沒那么意外了。流行的說法“西方企業靠制度管理,中國企業靠人管理”正是在強調中國企業在管理制度上的缺失。相比美國企業的朝九晚五工作制,法國每周更短的工作時間,年初在國內引起廣泛爭議的“996工作制”的背后同樣是中國企業在管理流程上普遍存在的低效率(相應地,管理實踐得分和人均GDP的差異也是一致的)。過去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企業對精細化管理的重視度不足,甚至嘲笑外資企業在這方面的投入,但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中外企業在管理實踐上能力的差距一下子凸顯,依靠制度管理的外資企業可以裁員增效,而中資企業裁員卻不容易換來效率增加的結果。

單獨考察每個地區企業管理實踐綜合得分與生產率、利潤,銷售增速等財務數據,會發現彼此之間存在清晰、統計顯著的線性關系。換言之,與其費時耗力、效果并不明顯地從國家宏觀層面進行制度模仿和轉換以提升企業和國家的競爭力,不如采取在企業管理實踐層面的學習與借鑒,這樣的做法并不受到優秀企業家數量有限的制約。當然,與直覺一致的是,教育,競爭,勞動力市場制度,企業股東結構等都會影響企業的管理得分,例如政府,家族控制的企業得分較低,跨國公司的得分較高;股東較分散的上市公司得分要高于股東集中的公司。

更加重要的是,Bloom教授的研究顯示,采取優秀的管理實踐,企業可以在短期內就取得顯著的效果。例如在印度紡織企業采取的實驗結果顯示,采取5個月的標準化管理實踐改進的企業,在一年時間里相比未改進的同類企業的生產率提升了17%,利潤多出30萬美元(這些企業的平均年銷售額為745萬美元)。即使企業需要為學習和實施先進的管理實踐支付一定的費用,但一次性的投入可以換來長久的績效提升,顯然是值得的。


磨礪生輝,行穩致遠

類比前文提到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劃分,如果說科技創新是提升企業競爭力的“硬”技術,那么企業管理實踐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軟”技術。Bloom教授發現,國與國之間在生產率上的差異,平均來說,有30%來自于企業管理實踐的差距,在一些國家這一貢獻度甚至超過50%。我必須強調的是,Bloom教授關于管理實踐的一系列研究,不僅使得經濟學和管理學之間的隔閡被打破,更有助于幫助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提升競爭力,被普遍公認為過去十年經濟學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經濟學研究越來越難以取得新突破的環境下,他與合作者的成就格外令人敬佩。

對于中國大部分中小企業來說,相比難以實現的科技創新和難以改變的制度因素,實施優質的管理實踐“知易行易”。盡管經濟下行給企業管理帶來壓力,但這也是進行改革和調整的好時機。中國企業只有經歷“磨礪“,才能迎來“生輝”的時刻,才能夠真正做到“行穩致遠”。

回看歷史,《華爾街日報》成立100周年之際,曾經邀請專家去預測未來25年經濟發展表現最佳和最差的國家,列于前者的有泰國、馬來西亞、孟加拉國和津巴布韋,而列在后者的正是中國。到了2014年,《華爾街日報》不得不承認專家的預測錯得一塌糊涂。

當前面對中美貿易摩擦和“華為時刻”,市場的情緒偏于悲觀。我想和企業家們分享這段預測的故事,同時提醒大家,即使是美國,在面對“斯普尼克時刻”后,也用了12年才趕超了前蘇聯。如果我們能夠以長遠的眼光去面對挑戰,那么困難也會逐漸化解。中國經濟的治本之道就在于摒棄阻礙經濟增長的制度因素,積極與全球各國在全方位攜手合作,以釋放民間經濟的活力為根本,以科技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為前進的方向。在實現這些長遠目標的道路上,中國企業一定要學習和執行優質管理實踐,巧妙地結合“硬”技術和“軟”技術,企業與國家的競爭力才能真正強大,實現可持續發展之路。

(作者系諾亞控股集團首席研究官。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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