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中國沖擊波”傷害了美國嗎（下）？

在《夏春：“中國沖擊波”傷害了美國嗎（上）？》的上篇，我引用魏尚進教授與合作者的最新研究，解釋納瓦羅對中國的進口競爭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和收入下降的指責并不靠譜。盡管美國部分地區制造業的確受到中國進口帶來的“直接競爭”沖擊，以及間接影響“上游企業”，但從中國進口的最終商品和中間投入品由于品種多，質量好，價格低，對美國“下游”的制造業和非制造業（包括服務業）帶來的正面沖擊遠遠大于前兩者，與中國的貿易不僅提升了美國的整體就業，還拉高了美國的平均工資水平。

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在名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里說“在空中聽取靈感的當權狂人，其瘋狂念頭不過來自于若干年前某個蹩腳的學者”，套用在特朗普和納瓦羅身上簡直完美。8月20日，特朗普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已經占了美國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便宜，打貿易戰在短期內對美國是好是壞并不重要，在長期內必須要牽制中國，因為美國沒辦法維持每年向中國進口的商品支付5000億美元。”

盡管特朗普已經意識到對中國發起貿易戰會在短期內對美國經濟造成負面影響，但其實這種負面影響在長期會更加明顯。本文繼續分析，為什么“中國沖擊波”對美國的正面效果更加顯著，以及即使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消失，也基本上不可能重現制造業的輝煌
。

一、“中國沖擊波”遺忘的劇情

其實，在Autor等人發表“中國沖擊波”之后，和魏尚進等人的反駁出現之前，英美一些學者就指出Autor等人的研究集中分析受影響地區的就業問題，但卻忽視了中國進口對全美國影響更宏觀的消費物價問題。Xavier Jaravel和Erick Sager采用與Autor等人一樣的分析方法，利用新的數據分析發現，從2000到2007年，美國一個行業每增加1個百分點的中國進口金額，就會使得該行業的消費物價指數平均下降3個百分點，對應這段時間每減少1個制造業崗位，美國消費者可以減少開支10萬美元，美國整體的福利增加是非常巨大的。盡管特朗普堅持認為支付新增進口關稅的是中國出口商，事實上，承擔進口關稅的是美國家庭和進口商，中國出口商的短期損失并不在于出口價格降低，而在于出口數量下降（詳情參考《貿易沖突：莫讓認知成為合作的障礙》）。

Robert Feenstra與合作者找到了一個獨特的原因解釋為什么中國出口的商品價格低。關鍵在于中國加入WTO之后下調了對中間投入品的進口關稅（除了明確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美國對中國的進口關稅并沒有改變），這使得中國企業的生產率上升，生產成本下降，更積極地參與出口貿易。他們認為美國消費者福利的增加，三分之一來自于中國出口商品價格下降，三分之二來自于新增中國出口商帶來的商品多樣性。而且，中國參與國際競爭，促使來自其他國家的出口商降低價格。

Feenstra還與合作者直接指出Autor等人只關注美國向其他國家進口帶來的就業沖擊，卻忘了向其他國家出口商品和服務能夠促進美國的就業。實際上，在1995-2011年，美國出口的增長創造了66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來自商品出口的就多達370萬個，而這遠遠高于“中國沖擊波”造成的工作損失。雖然在只考慮傳統的商品貿易下，美國與其他所有國家的進出口會減少凈就業，但是，只要把服務貿易也考慮進來，美國與其他所有國家的進出口帶來的 是凈就業的增長。

特朗普每次點名中國的時候，都只提5000億美元的商品進口，不提對中國近600億美元的服務出口。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傷害的不只是中國的就業，對美國制造業和服務業就業的傷害，無論在短期和長期都是巨大的。

二、“中國沖擊波”虛構的劇情

除了上面這些被納瓦羅和Autor等人遺忘的劇情，Nicholas Bloom等人更加細致地分析了美國企業在遇到進口競爭后的動態應對方法，找出了“中國沖擊波”里杜撰的劇情。

與之前的研究關注點放在制造業工人身上不同的是，新的研究關注點變成了制造業企業。結果發現，在高人力資本地區比如美國西海岸和新英格蘭地區，受到中國進口沖擊的制造業企業，就業損失并不大，紛紛轉型成為提供研發，管理和批發的服務型企業。最為人熟知的就是硅谷的高科技企業講生產轉移到中國，專注于產品設計、營銷和管理。在低人力資本地區比如美國南部和中西部，制造業工作的減少來自于企業倒閉，并且未能成功轉型。

但是，納瓦羅指責中國的進口造成了7萬美國企業關門倒閉卻是虛構的情節，絕非事實。Bloom等人發現，絕大部分制造業工作的減少來自于支付高工資，生產效率高的大型跨國企業，這些企業在裁員的同時會增加非制造業的招聘。平均而言，這些企業整體上沒有受到負面的沖擊。特別要強調的是，幫助美國非制造業就業強勁增長的恰恰是因為“中國沖擊波”。這篇2019年3月新鮮出爐的文章和魏尚進等人的研究異曲同工。

三、“中國沖擊波”與技術革新

在上篇我們提到，Autor等人認為受到中國沖擊的美國企業在科技創新和專利研發上都出現了倒退，由于美國的研發有三分之二來自于制造業，這使得遏制中國的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成為美國在貿易談判中的核心訴求。

但是Bloom等人卻更早地研究了歐洲企業在受到中國進口沖擊后的應對，并且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他們發現12個歐洲國家遇到中國進口帶來的壓力之后，低技術的企業通過裁員或者退出來應對，但高技術的企業卻是通過企業內的科技創新，或者跨企業的人力流動來應對。前者表現在增加研發投入、專利數量上升、提高管理質量，強化信息技術，提升總體生產率，降低價格和利潤率，后者表現在人才流向科技更先進的企業。

Bloom等人的統計分析顯示中國的進口競爭使得歐洲企業在2000-2007年在專利、信息技術和生產率上提升了15%，如果還考慮歐洲企業將生產轉移到中國等因素，那么這個正面沖擊的效果還要翻一倍。有趣的是，研究發現從其他低收入國家的進口同樣可以帶來這種“貿易引發的技術變革”，但從發達國家的進口則沒有這樣的效果。

這些研究大多采取了和Autor等人一樣的研究方法，但結論卻截然不同。上篇提到，國內專家似乎沒有直接反駁特朗普堅持的“納瓦羅指責”，如果中國貿易談判代表團直接引用這些研究，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就可能有理有利地化解雙方分歧，推動談判進展。

我也相信這些研究能讓讀者們腦洞大開，體會貿易問題的有趣之處，還可以獲得啟發，從新的角度去研究中國貿易對美國就業和其他宏觀指標的影響。例如，中國把貿易順差獲得的大量美元投資于美國國債和長期權益類資產，這是一種雙贏的做法嗎？美國的受益能夠抵消制造業工人收入的下降嗎？

四、、三圖勝千言

如果你能堅持讀到這里，那么我要恭喜你的大腦還沒被燒壞。坦白講，這些研究都是經濟學家耗費幾年時間寫成，沒有一篇好讀。有沒有不燒腦的辦法，讓人一眼就能看出“納瓦羅指責”的不靠譜之處呢？媒體報道，在特朗普決定把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之前，他的助手拿過來一張圖，試圖說服他中國并不滿足美國財政部制定的標準，但顯然沒有成功。

在這里，我嘗試著用最簡單的三張圖表來說清楚前文表達的要點：首先，納瓦羅和特朗普認為美國從其他國家的進口，導致了美國就業的下降，因此要增加就業的一個方法就是減少進口。這其實完全不符合事實，下圖顯示，美國非農就業增速與進口增速展現出非常強的正相關性。

經濟學家用非常復雜的統計方法去區分“雞生蛋還是蛋生雞”，我們只需要通俗地理解當經濟發展強勁時，就會同時產生就業增加和進口增加的結果。事實上，美國經濟增長良好，就業率高時，貿易逆差往往擴大，而貿易逆差縮小往往發生在經濟衰退期間。特朗普與其擔心美國家庭每年向中國支付5000億美元購買商品，不如擔心這個數字大幅縮小。

其次，真正決定經濟發展、就業和進口的是一個國家更加基本的經濟變量，例如要素稟賦（勞動、資本、土地）帶來的比較優勢、生產技術，特別是由科技和管理效率推動的生產率，以及消費者偏好。

在本文上篇，我們已經重點強調美國制造業就業比例下降的核心原因來自于機械自動化革命，而和貿易差額沒有直接的關系。下圖顯示，在大部分的工業化國家，制造業就業占比接近勻速下降的趨勢從1970年開始就和美國一樣十分明顯，實際開始時間更早于1970年，例如美國開始于1944年（這一趨勢在農業和釆礦業出現的時間更早）。從1970年以來，這一比例下降幅度大于美國的就有英國、德國和瑞典。2000年以來，下圖中有6個國家制造業就業占比下降幅度大于美國。

如果只考慮制造業就業絕對數量，那么最早實現工業化革命的英國，1966年開始出現就業人數持續下降，比美國早了13年，比日本早了26年。制造業絕對就業人數在2000年之后下降幅度最大的同樣是英國、美國排在第二��。

特別有意思的是，2000年以來制造業就業占比下降幅度高于美國的瑞典、荷蘭、意大利以及下降幅度和美國持平的德國與日本，都長期擁有貿易順差！如果考慮與中國的貿易，那么澳大利亞、日本和德國都長期享有對華貿易順差。

除了制造業生產率高于非制造業（供給端），制造業就業占比和絕對人數下降的另外一個核心原因來自于消費者的偏好變化（需求端）：他們在制造業商品上的開支相對于服務業的開支持續減少。Robert Lawrence的研究顯示，1947年以來盡管生產率變化使得制造業商品價格相對于服務價格以每年2%的速度持續下降，但消費者對商品的購買數量相對于服務只以每年不到1%的速度增長，這使得消費者對商品的開支相對于服務以每年1%的速度減少。

因為這樣的供需關系，大家就知道納瓦羅認為中國進口造成了美國2500萬工人失業，其實沒有任何依據。同時，我們還可以理解另外兩大趨勢：

第一，美國農業長期享有貿易順差，但是農業就業人口的比例早在1933年就開始持續下降，原因之一就是農業生產率提升，原因之二就是消費者對農產品的開支占比持續下滑；

第二、美國和其他工業化國家在2010年開始出現制造業就業比例趨穩的表現，原因之一就是制造業生產率提升速度變慢，2010年以來以智能手機帶動的移動互聯網對生產率的促進，要遠遠弱于歷史上出現的重大科技創新如鐵路、航運、飛機、個人電腦和互聯網。原因之二就是上圖顯示，消費者在制造業商品上的開支，相對于服務，在2010年之后出現反彈。但是，從2010年到2018年，美國制造業就業絕對數量從1146萬持續增加到1280萬，然而，同期美國在商品貿易上的逆差從6487億美元持續擴大到8873億美元。

由此可見，能夠真正改變就業結構的主要來自于最基本的要素稟賦，生產率和消費偏好的變化。貿易順差或逆差與就業增加或減少并沒有直接的關系，順差不一定是好事，逆差不一定是壞事，與貿易協議是否公平沒有直接聯系。特朗普試圖用貿易政策來改變長期就業結構本來就很難成功，在目前美國失業率已經創下50年新低的情況下更加無法生效，卻反而給全球經濟帶來負面效果，有媒體把即將到來的下一次經濟衰退冠名為“納瓦羅衰退”。

五、、中國企業需要“軟”技術

本文梳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制造業就業的演變過程，目的之一是希望中美可以順利溝通，達成貿易協議，之二則是希望中國制造業企業在重重壓力下順利轉型。通常來說，一個國家的制造業就業占比隨著時間或者人均GDP的增長，會經歷一個倒U型過程，發展中國家遇到轉折點的時間要晚于發達國家。在亞洲，日本、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分別在1973、1981、1988和1992年迎來轉折點，作為后發國家，當轉折點發生時，制造業就業占比因為“去工業化”進程要明顯低于先發的發達國家。

不同數據來源顯示，中國在2013年迎來了轉折點，制造業就業占比從19.3%下降到2017年的17.5%，對應1250萬就業人數下降，從絕對數量來說是美國就業人數最大跌幅的一倍多，這樣的下降趨勢預計仍會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中國應該從美國制造業工人轉型困難中吸取教訓，一方面為他們提供再就業培訓機會，大力推動服務業發展，一方面要在再分配上設計合理的方案，減少他們在收入上的壓力。

我在《從“斯普尼克時刻“到“華為時刻”，中國企業如何提升競爭力？》一文里指出，面對中美貿易沖突和經濟下行壓力，有兩個方法幫助中國企業全面提升競爭力和生產效率：一是通過科技創新來實現“硬”技術的提升，一是通過精細化管理來實現“軟”技術的進步。前文提及的Bloom與合作者不僅發現精細化管理可以在短期內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提高銷售收入和利潤，還發現管理質量高的中國和美國企業更可能參與進出口貿易，向更多貿易伙伴銷售更多的產品，獲得更高的收入和利潤。特別重要的是，管理質量高的企業并非只有通過高生產率降低成本的方式來實現上面的結果，他們更有可能是通過向發達國家購買更多樣化、更高質量、更貴的投入品，生產出更高質量和更高定價的優質產品來實現上述結果，因為相對于競爭對手同樣質量的產品，他們依然具有相對低價的優勢。研究還發現，精細化管理對于中國企業實現理想目標的效果要大于美國企業，這當然是因為前者在管理質量上的起點落后于后者。

最后，我強烈向讀者推薦Robert Lawrence與Lawrence Edwards合著的《漲潮：新興經濟體的增長有利于美國嗎？》，作為納瓦羅《致命中國》一書的“解毒劑”。全書開篇就引用美國總統肯尼迪的名言：“水漲船高，合作伙伴應該為雙方服務，不以強勢壓迫，不受優勢支配。我們在逆境中是合作伙伴，讓我們也成為繁榮時的伙伴”。中國貿易談判代表團可以選擇將此書贈送給特朗普與美國談判代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平等的關系追求共贏是中美貿易沖突的最佳解決方案。

（作者是諾亞控股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所屬機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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