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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香江風波和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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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 2019-10-21作者:夏春 訪問量:886

中國香港何去何從?諾亞控股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夏春博士,曾在中國香港任教七年的他將從大學校園的變化去闡述香港的困境文章比較長,希望大家耐心讀完,加深對香港問題的理解。

來 源 | FT中文網


重陽節這天,中國香港下起了小雨。因為時局混亂與交通阻滯,之前兩天我和太太,兩個孩子被困家中無法出門,算是記憶里來香港11年前所未有的經歷。實在悶得慌,我說出門走走,太太還是覺得不安全,于是我一個人出了門。

我 2008 年來到中國香港,任教于一所大學,2015 年離開,但一直住在大學邊上。出門幾步路就有一個地下通道,三個岔口可以分別通往道路兩旁的巴士站和大學的體育館。我十分驚訝地發現,地下通道內和體育館外墻已滿是涂鴉。

平日里我都走另外一條小道前往地鐵站,上一次走過地下通道還是一個月前,全家一起去爬山,當時這里完全整潔。

看著這些涂鴉,我決定去正處在漩渦中心的大學校園看看。離開的這4 年,我依然為 MBA 學生教授了 2年《基金管理和另類投資》課程,也為金融碩士生的《行為金融學》課程做了 4 次客座講座。

最近一次就在 2 周前,題目是《媒體政治化和假新聞泛濫的根源》,選擇這個話題當然和中國香港時局密不可分,其中一部分內容曾經以《從經濟學角度看待媒體屬性》為題發表在FT 中文網,另外一部分全新的內容留待后敘。不過這些課程并非在大學的主校區進行,而是在位于港島商業大樓里的教學基地,以方便在此工作的學生。

雖然大學離我家步行只有6 分鐘距離,但離開的這4 年,我回去探望原來的同事,不多不少恰好4 次,校園景象毫無變化。但這一次,校園里的變化可以想象得到。


一半火焰,一半海水


我從大學新校區的電梯進入,一路看到涂鴉遍地,傷痕累累,我雖然有著心理準備,還是格外痛心。2008年初我首次來到中國香港,訪問大學尋求工作機會,感覺校園面積實在是太小。


后來才知道大學正在老校區邊上建設一座新校區,工程啟動日正是我拿到錄用通知的前一天。于是,我每天都要登錄到新校區建設頁面,看看工程進展,看了無數遍各種設計圖稿和模型,想象著被選中的模型將來建成的樣子。來中國香港任教之后,更是日盼夜盼新校區早日建成。

等了 4 年多,新校區終于建成使用,雖然我的辦公室在舊校區,無緣搬進新校區,但我十分喜歡新校區,經常在回家的途中繞道新校區來看看。平時從大學邊上路過,也常常會抬頭看看新校區的高大建筑,特別喜歡紅磚格外亮眼的顏色,在香港建筑里并不多見。如今新校區滿目瘡痍,想不明白那些潑墨的學生為何如此狠心。


重陽節放假,學校里沒有什么人。從新校區走向老校區會經過地鐵站的另外一個出口,越接近涂鴉越密集。走過去進入老校區,涂鴉就基本突然消失了,除了零散的宣傳文稿和墨跡涂痕,以及一個被砸爛待修的星巴克,老校區出乎意料的干凈,讓我有一種恍如隔世之感,算得上奇遇之一。

微信里問兩位前同事為何如此,兩位教授的回答完全一致,在地鐵站的主出入口附近涂鴉可以吸引最大的注意力。但我不相信這個解釋,從地鐵主出入口到新老校區的距離幾乎一致,為何厚此薄彼?何況老校區同樣有一個人流如潮的出入口,在此涂鴉同樣可以吸引極大的注意力。

我轉念一想給出了自己的理解:在激進學生眼里,老校區是回歸前建成的,是香港價值的體現;而新校區在回歸后建成,主要出資方香港政府,在當下被學生們視為頭號敵人。

幾年前的校慶典禮上,學校禮遇性安排為新校區建設捐贈巨資的地產商坐在第一排,結果遭到了學校一部分校友和學生的極力貶斥,加上圍繞慶典的其他一些是非,校長迫于壓力辭職。

事實上,他是公認學術成就輝煌,為大學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校長,以我所知,這可能是香港多年來第一起大學校長被校友學生逼下臺的事件。

接替他的新校長來自英國,校務委員會在匆忙中尋覓而來,其求職信里本該出現“香港”的地方,寫的卻是非洲的“烏干達”。他就職后在處理學生事件上進退失據,初始對激進學生的不合理主張唯唯諾諾,直到他本人和校委的人身安危受到沖擊才主張以法治處理,最后連第一任期都沒有完成就辭職返回英國。

如今禮崩樂壞,世風日下蔓延全香港各所大學,能夠當面批評學生暴力行徑,涂鴉之舉的教授所剩無幾,也不足為奇。


三段經歷


如果我仍在大學任教,走出教室看到如此場景,恐怕也會置身事外。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走進教室,我會對學生清楚講明白我的立場:無論多么美好的理想,一旦使用暴力就沒有分別,因為暴力對人、對社會造成的傷害,不會因施暴者有著不同目的而有所改變。


某些主張的學生認為反對的學生被“洗腦”,我非常誠實地告訴學生,自己被“洗腦”最嚴重的時候,并非讀小學,中學和大學時,而恰恰是我自認為判斷力最成熟,讀博士的階段。導師們更希望看到學生跟從,而不是去挑戰他們的思想。我身邊很多朋友都經歷了畢業幾年后才知道導師信奉的思想其實大可懷疑。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我所在的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公認是宏觀經濟學研究實力前三名甚至第一名,但是在第一年的宏觀經濟學博士課程里,四個授課教授都從未提過“凱恩斯”這個“宏觀經濟學之父”的名字,因為我們系創立的學派,并不太認同凱恩斯學說,更不要提一些被視為“異端”的學說。

2008 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讓這個學派最為尷尬,因為教授們一直認為金融機構,貨幣政策不會對實體經濟產生長期的影響,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完全不可能發生。相反,早就被主流“正統”學界拋棄的一些“異端”研究,卻可以深度洞察金融危機產生和擴散的原因。

因此,我建議學生們與其堅信自己的信念正確,與自己觀念不同的人被“洗腦”,不如以“StayHungry,StayFoolish(求知若饑,虛心若愚)”的態度,留在校園里多聽聽不同教授們的見解

當時,我并沒有選擇在課堂和學生直接講述我對香港政治的理解,我非常清楚中國香港是一本難讀懂的書。——實際上,我08 年剛到中國香港時就看了 80 年代的電影《省港旗兵》,剛開場就有一句經典臺詞“香港的環境太過復雜,就算你留在這10 年 8 年也只能看到表面”。——盡管我對香港政治的觀察和思考從來的第一天就持續進行,對正反派系的立場與博弈如數家珍,但那時我還只來了6 年。

現在,我在香港住滿 11 年。如果有機會再給學生們做一個講座,我依然不會直接評論香港政治(最近四個月,國內圍繞香港政治的討論從一開始普遍模糊和分化的理解,逐漸發展到近期相對清晰和趨同的看法。在中國香港,正反派系依然立場迥異),而是會講三個人,三本書的故事。



三個弗里德曼(Friedman)


2014 年大學邀請了臺灣經濟學家高希均教授做了一場題為《臺灣經濟的躍升與困境:分享民主經驗的美麗與哀愁》的公開演講,我因為在北大圖書館讀過高教授的教科書,也和其他300 多位身在香港的臺灣人一起參與了聆聽。


高教授對臺灣經濟與政治的分析,與香港高度一致,加上這似乎是我離開大學前聽過的最后一次公開演講(大學里學術講座繁多,但面對大眾的公開演講并不多),因此印象十分深刻。尤其是高教授提到,臺灣人必須知道三個Friedman 的經濟理論,讓我銘記在心。

其實兩個多月前我就有寫出來分享的計劃,這次重返校園,路過當年舉辦演講的講堂,更有一吐為快的念頭。當年高教授的介紹十分簡短,有必要多做一些個人的闡釋。

第一個 Friedman 就是中國香港知識分子再熟悉不過的MiltonFriedman,芝加哥大學貨幣學派的創始人,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高教授當年演講只提到 Milton 關于“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一經濟思想,批評臺灣政府出臺的一些地區用電免費的政策,造成巨大的機會成本和浪費。


但 Milton 對全世界經濟政策的影響,集中體現他最為人熟知的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里,書中強調利伯維爾場經濟的優點,提倡將政府的角色最小化,放松各類管制,以讓利伯維爾場運作,并保持政治和社會自由。

Milton有著電影明星的氣質,是我知道的最擅長公眾演講與辯論的經濟學家,此書恰恰是以電視播出演講與辯論的形式傳遍全球。如果大家知道有經濟學家成為他辯論的手下敗將,卻視此經歷為一生的榮耀,就能明白為什么張五常教授幾乎每篇文章都要提到Milton 的名字。

美國里根政府,英國撒切爾政府,以及回歸前的香港政府,都深受Milton 經濟思想的影響。Milton 認為香港最符合他心目中的理想自由經濟體,他的香港學生組成的“塞拉利昂學會”,對香港“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制定有著千絲萬縷的影響力。

我前面提到的明尼蘇達學派,也是Milton 思想的直接產物,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經濟運作,經濟周期很快就可以自行調節,大型危機不會產生,貧富差距會隨著經濟發展而自然縮小。

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以及貧富差距在全球不斷擴大,都證明了 Milton 的經濟思想存在嚴重的缺陷。相比于主流宏觀經濟學派飽受批評,美國《華爾街日報》甚至揶揄到,Milton太幸運了,因為他沒有親眼見到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他以為自己永遠是對的。

事實上,Milton 在 2006 年去世前 40 天,還寫了一篇《香港錯了》的文章,此前香港特首曾蔭權意識到香港政府長期實行“積極不干預”政策帶來的社會負面后果越來越嚴重,希望進行調整甚至放棄。Milton抨擊如果香港政府令這一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征”。

無論當時香港政府有沒有受壓,事實是,隨后“積極不干預政策”持續,貧富差距愈發巨大,多年后,曾蔭權對他信奉的Milton經濟思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表示極度的痛苦。

香港經濟未來該如何走,怎樣在保留自由經濟的優勢同時,最小化畸形的結果,是我希望政府,正反派系和學生們認真思考的大問題。


第二個 Friedman 則是獲得三次普利策新聞獎,同樣廣為人知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Friedman,高教授介紹了他最有名的著作《世界是平的:21 世紀簡史》,書中以大量生動有趣的案例講述全球化是如何讓世界變得扁平,新興國家如何從中受益,自由貿易帶來了社會福祉的提升。


我把這本書推薦給香港的學生,希望他們思考如何在未來的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兩股力量博弈中找準自己的位置。我更會建議他們去聽一聽Thomas 在 9 月 6 日“中國發展論壇”的主題演講《世界是深的》。Thomas 以電影《火星救援》里面美國和中國國家航天局的合作開場,希望中美兩國能夠以相互信任與合作來解決貿易爭端。


然后他指出光一個“平”字不足以概括21 世紀發展至今的歷史。世界在變得更平之后,還變得更快,更智慧,而下一步,將變得更加“深入”。2019年,人們正在用“深”這個形容詞來描述越來越多的事物:深化思維,深度研究,深入學習,深度醫學,深度監控,深度偽裝。


簡單來說,“深層技術”將大大改變我們的生活,同時也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挑戰。


我非常希望學生們理解,機械自動化在過去60 年里不斷取代全球制造業工人的工作,而服務業受到人工智能的沖擊正在悄無聲息地發生。以服務業為主體的香港經濟,將在未來10 到 20 年就迎來巨大的變化,人工智能和深層技術將取代大量初級會計師,審計師,分析師,咨詢師,測量師和律師的工作,這一趨勢已經發生并將加速到來。


我理解今天學生們合理的要求,但追求那些建立在優越感,濫用自由民主概念,錯誤歷史觀念下的不合理的要求,只會浪費學生們本應留在校園學習和掌握最前沿的思想和技術的時間。


聽說過第三個Friedman,也就是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Benjamin Friedman 的人應該不多,高教授推薦了他的著作《經濟增長的道德后果》。我認為,相比前面兩本書,也許這本書對學生們的意義更大。相比這本書出版的2005 年,今天的人們似乎更關注經濟增長帶來的壞影響,例如貧富差距,炫耀性消費,環境污染,資源枯竭,全球變暖。


一些自認為代表“進步主義”的學者認為經濟增長帶來壞的道德后果,放大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夸大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沖擊,主張放慢經濟增長和逆全球化,主張人權與民主發展先于經濟發展。


具體到香港,受此思潮影響的激進學生鄙視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他們認為香港已經超越了對民生的追求,4個月亂局對香港經濟的傷害可以接受,因為追求民主,公義和自由的主張在道德上更加偉大和先進。云云。


Benjamin在書中詳細回顧了全球經濟發展史,他發現,人們的社會福祉在經濟緩慢發展或停滯下要遠比經濟快速發展下糟糕得多,相比后者的負面影響,前者帶來生活水平下降,疾病蔓延,教育缺失,嚴重者產生獨裁,戰爭和死亡,這一切都會帶來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迅速下滑,既不公平,也不正義。


相反,經濟增長讓人們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更大的社會流動性,更包容多元化觀念,社會更開放,更公平,更幸福,更民主,環境和資源獲得更好的保護。當然,要取得這些的結果,政府需要發揮積極的作用,自由的市場經濟并不會自動帶來增長、效率和社會正義。


盡管這個道理如此淺顯易懂,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們仿佛都忘記了,需要學者長篇著述來重新喚回這些認知。在香港,激進分子最希望打垮政府,給社會帶來的傷害已經從低端服務業逐步向高端服務業蔓延,那種認為僅僅依靠香港現有體制優勢和政治追求,即使與中國大陸在經濟上分離,同樣可以讓香港實現���續繁榮的念頭,完全不切實際。


從老校區返回新校區的路上,我再一次仔細觀察涂鴉和宣傳文稿,繼續揣摩激進學生們的深層動機。手機突然響起,是一位朋友打過來的,他建議我讀一下A 教授關于香港學生游行的論文。


A教授去年博士畢業,是經濟學人才市場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拿到多所頂級名校錄取,他最終選擇了哈佛。他通過采取“隨機控制實驗”的方法來研究政治和行為經濟學,核心研究對象恰恰就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


我曾經和多位中國學者交流,大家認為這些研究趕上隨機控制實驗的潮流,非常符合西方目前對中國的好奇心態。和一般人理解的經濟學截然不同,這些研究更類似于人類學或者社會學研究,同時結論往往沒有深刻的洞察力。


我在校園里找了張椅子坐下來,登錄到A 教授的研究主頁,其中三篇關于香港學生游行的論文我之前看過兩篇,但最新的一篇讓我嚇了一跳。


三篇論文


A 和來自德國慕尼黑,加州伯克利和香港科技大學的四位教授組成了一個研究團隊,專門研究學生反港府的游行,三篇論文的樣本全部是來自于香港科技大學的學生。


首先,維基百科上關于威權主義的定義,香港政府是否符合,大家可以先自行判斷。最早的一篇論文關心的是什么樣的學生反政府的傾向更強,研究團隊在2016 年 6 月采集到 1744 位,占學生總數 19%的科大學生有效問卷結果。


研究團隊發現,反政府傾向更強的學生通常行為上更愿意追求風險,更利他(更愿意捐助和幫助他人),更對等(互利互惠),更在意分配公平。在個人性格上,這類學生更加開放外向,但自我控制能力更弱。雖然他們在認知反射測試上得分更高,也就是大腦慢想的能力更強(通常,理科生這方面能力強于文科生),但自我匯報的GPA 更低。


這類學生通常來自于相對貧窮的家庭,而且對自己未來的預期收入也較低。高年級的學生和男生反政府的傾向更強,他們通常會閱讀更多不同來源的新聞,懂得更多的政治知識,朋友圈也具備類似特征。


此文給我的印象就是對問卷結果進行了直接的描述,但是缺乏有價值的分析和深刻的洞察力。研究團隊說讓他們很意外的是家庭來香港時間較短的學生反政府的傾向更強。實際上,這是一個香港人人知道的常識,新移民生活處境相對較差,對政府印象不佳,成為了反政府黨派爭取的票倉。


第二篇文章采用了完全一樣的數據樣本,希望用來區分兩個相互競爭的關于集體行動的理論。老理論認為,如果他們相信有很多人會參與,自己就會懶得參與,稱為“替代論”。新的“互補論”近年來吸引更多關注的,當有理由相信很多人會參與,那么大家會更有動力參與,更容易取得成功,所謂“墻倒眾人推”。


研究團隊最重要的發現是,學生們的行為展示了“替代效應”,而不是“互補效應”。那些沒有獲得額外信息的對比控制組學生的第二輪估計和第一輪變化不大,其中首輪估計參與學生比例較高的,實際參與游行的比例不到1%,那些估計參與比例較低的學生,實際參與率反而高出1%。由于這樣的反差,額外信息帶來的“替代效應”就顯得更為強烈。


我在兩個月前讀到這篇文章的第一反應是,如果政府希望減少示威游行人數,那么不妨提前一天廣而告之,預期今年參與者特別多。

平心而論,讀此文我有收獲,因為我寫過“互補論”的模型,對“替代論”重視不足。但此文發表在了經濟學排名第一的期刊上,還是讓我和朋友圈的教授倍感意外,文章的發現并非那么重要,也許換一個時間重新實驗會支持“互補論”。


真正嚇到我的是第三篇剛出爐不久的論文,其結論可以一句話總結“金錢刺激對于參與示威游行非常有效,而且會讓人上癮”。


具體來說,有 849 位元學生全程參與了為其兩年的實驗,在做完類似第一篇文章的問卷調查后,研究團隊首先在2017 年 7 月 1 日出資 350 元,激勵一些隨機挑選的學生,前往游行現場拍下參與者的照片。


同時安排兩個對比控制組,一組獲得相同金錢激勵,在2017 年 7月 1 日之后一周前往港島地鐵站拍下現場人數照片,一組僅參加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受金錢激勵前往游行現場完成指定任務的學生,相比沒有金錢激勵的學生,參與度高出10 個百分點(約為 11%和 1%),這個結果是統計顯著的。


2018 年 7 月 1 日前一天重復問卷調查,不提供任何金錢激勵,結果,最初獲得金錢激勵的學生參與度同樣高出其他兩組5個百分點,這個結果也是統計顯著的,而其他兩組的參與度沒有顯著差別。


我看完此文的第一感覺是震驚,這個實驗違反了我所理解的以人為實驗必須符合倫理道德規范要求,以金錢刺激學生參與反政府游行(盡管采取了現場拍照“用來估計游行人數”這樣一個借口)并不道德!寫作此文前我問了朋友圈的教授,他們第一反應都和我一摸一樣。


尤其在今年香港大學生游行參與度大幅提高,因為暴力行為被捕,面臨最高刑期十年的暴動罪指控之后,再去看待這個實驗,我相信大家都會質疑研究團隊為何能通過倫理道德委員會的審核。


特別諷刺的是,這三篇文章的正文反復把香港政府描述成一個不民主的威權政府,學生游行有被鎮壓的風險。但為了通過實驗審核,又表示香港的言論自由程度高,政府容忍度高,學生的風險很小。


前兩篇論文里的問卷調查和估算測試都有金錢激勵和額外獎勵,我粗略估算了一下三篇論文使用的經費,大致在120-150萬港幣之間,全部來自德國和歐洲研究局。


盡管這些激勵機制在類似實驗下比較普遍,我還是要指出我和全球44 個國家的學者最近發表的一項關于“繳稅合規”的論文,采集到14500 份學生問卷調查,就不涉及金錢激勵。


今年香港亂象持續,很多人說學生拿錢游行,我本來不愿相信,但這個超一流大學組成的研究團隊公開承認的做法,實在讓人深感遺憾!現在,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這個研究團隊又利用今年的香港亂局做出一些簡單無深度的研究。


讓人尷尬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這三篇論文,以及 A 教授其他采取同樣方法的論文,深受美國學界青睞,讓我突發奇想,于是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發出預告,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最可能發給將“隨機控制實驗”引入經濟學的芝大教授JohnList,結果猜對一半。如果不是這次奇遇,我絕不會做此預測!


幾天下來,相信讀者們已經看到學者們對獲獎的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 和Michael Kremer 的研究做出的爭議性評價。實際上,2015年諾獎得主 Angus Deaton 十年前就對“隨機控制實驗”的內在缺陷提出尖銳的批評。


在我看來,更重要的爭議不在于具體方法(找到獨一無二的數據,利用完美的“自然實驗”所作的研究也不一定比“隨機控制實驗”更高明),而在于所研究問題的本身和結論是否具有經濟學意義。


表面上,研究發展和降低貧困的經濟學很重要,但事實是,發展經濟學可能是整個經濟學最不成功的領域之一。過去,吃下這個領域學者開出的藥方發展經濟的國家,幾乎無一成功解決貧困和經濟增長。中國和臺灣、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少數“不聽話”卻取得成功的國家和地區,卻一直被這個領域的明星教授們忽視。


即使這三位學者的研究,在解決貧困問題上也沒有什么可以大規模推廣的實際成果。北京大學張曉波教授的點評一針見血:“我比較擔心國內的年輕學者會跟風為了做實驗而做實驗,反而忘了總結中國這些年經濟迅速發展的內在規律和發展經驗”。


看完研究香港示威游行的三篇文章,大家就明白研究團隊對游行的深層和本質原因依然一無所知,同時也沒有任何建設性的意見解決香港的亂局。事實上,類似讓人尷尬但出自一流大學明星教授的研究,如今主流期刊里比比皆是。


舉例來說,”國家能力(StateCapacity)“是歷史學早就有的一個決定國家發展成敗的重要概念,包括組織動員,征稅和建設治理等方面的能力,但是這個概念和相關的研究在經濟學里直到最近十來年才出現。


同樣,FrancisFukuyama作為當代最偉大的政治學家之一,也是到了最近幾年才意識到,光強調法治,民主并不能帶來經濟發展,國家能力至關重要。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問,為什么前面提到的示威游行會讓人上癮,我的直覺反應是參與其中可以讓學生增加“社會交往”,結識新朋友的機會,隨后他們的行為就會趨同,在參與游行上有“一呼百應”的效果。結果的確如此,研究發現過去那些認為參與游行會改變大學生的政治信念和偏好,從而上癮的理論并不符合問卷調查的結果。


即使這樣一個發現,又有多大價值?假如老板對新員工說,我們公司社會交往機會很多,你先拿一個月工資,下個月不拿了但工作照做,你覺得新員工會愿意繼續來上班嗎?


能夠猜到是因為我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金融市場的“社會交往”現象。傳統金融理論認為投資者之間不存在社交網絡,信息交流,因為這樣做不符合利益最大化,但現實是這樣的行為普遍存在。


考慮社會交往后,過去一些難以解釋的金融現象反而容易理解。我在論文里引用了Banerjee 關于“羊群效應”的理論研究,以及Duflo關于大學教授因為“社會交往”而產生養老基金選擇趨同現象的研究,因此我也為他們的獲獎而高興。


說來也巧,就在頒獎前三天,我還在Amazon 網站預定了他倆合著的新書《艱難時代需要好的經濟學:解決人類最大問題的更好方法》,其中關于增加富人最高邊際稅率并不會降低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和創新動力的發現,就是我反復強調的“有價值,有深度”的好研究。


校園如何平靜?香港何去何從?


這些年我在大學的奇遇甚多,以上提到的校長被逼下臺只是其中之一,永遠忘不掉的是2008 年初我來香港求職的一次談話。在我校園訪問的前一晚,一位已離開香港在國內任教的B教授約我見面,他建議我放棄香港的工作機會,加入他所在的國內名校。他說:


“中國經濟是最具有研究價值的方向,但是在香港,經濟金融學教授既不能研究香港問題,也不能研究中國問題,一級學術期刊都被美國學者掌控,為了滿足發表升職的標準,你只能研究美國問題。在香港做教授,你最好別寫中文文章,這會被同行視為缺乏創造力。香港名教授的中文書也是以英文寫成,再找學生翻譯成中文,哪怕他們的中文功底遠遠好于翻譯者。在香港做教授,你最好不要接受電視采訪,談論時事熱點,這會被市民視為不務正業和愚蠢。久而久之,這個無人認真研究的城市發展就失去了方向,一方面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一方面媒體越來越政治化,理性討論的空間越來越窄,香港的前途越來越黯淡!”


本來就有時差,但這些話讓我整晚除了睡不著,還讓我極度難受,因為我是看著香港電影電視,唱著粵語歌長大的,1997年北大畢業那天在體育場露天觀看了香港回歸的直播,希望東方之珠永遠明亮。等我來到中國香港,幾個月下來就發現B 教授句句在理。


實際上,在以論文論英雄之前,中國香港的大學教授非常關心教學,學生,積極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貢獻智慧。后來,論文至上,教授們的教學評估平均分,往往大幅度低于學生考試平均分,一位家喻戶曉,主張以中國經濟為研究對象的香港頭號教授被排擠出校園。


但我喜歡校園的安靜,于是不問世事,一待就是七年。現在我在中港兩地工作,這七年的積累讓我游刃有余,非常感激大學的滋養。


不久前,我曾經建議大學舉辦辯論,讓立場不同的學生對社會關注的議題進行抽簽后換位思考。當年復旦大學取得“獅城舌戰”的冠軍造成全國轟動效應,不僅因此產生一大批如今活躍于政壇,影壇和知識界的明星,而且圍繞主題的辯論都為社會,經濟,政制、法治建設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建議。但這樣的辯論如果教授們缺席,也就不會產生社會影響力。


雖然我對三篇研究香港學生的論文態度負面,但如果他們能引導主流學術期刊多發表研究中國和中國香港的論文,使更多的教授愿意以更有深度的分析來研究中國和中國香港,讓不同的聲音理性辯論,在Milton Friedman和 Benjamin Friedman 的經濟思想中尋求一個平衡,求同存異后向公眾普及,向政府建言,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礎上強化State Capacity,香港就有很大機會走出迷霧,重歸正途。


*本文首發于FT中文網,原標題是《重返大學校園的奇遇》,分成上下兩篇發表: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4705

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4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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