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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從積極參與國際、國內大循環,轉型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絕難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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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 2020-08-12來源: 作者:佚名

“保住市場主體,留得青山在,是當下主要的政策取向。”


“中國國際收支于2020年第一季度出現‘雙逆差’,此為數十年來之僅見。雖然這種狀況是否持續尚待觀察,但也間接反映出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在惡化的事實。”

“中國經濟奇跡的產生,全球化的貢獻功不可沒,但疫情可能導致全球化終止。”

“全世界大家都關門,以鄰為壑的情況,對于中國來說未必就一定是壞事。”

“從積極參與國際和國內大循環,轉型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絕難一蹴而就。”

“最近經濟重啟導致疫情反復,經濟復蘇可能從‘V型’向某種形態的‘W型’演化。”

“一切政策產生作用的前提,是疫情能得到控制。”

“一場大雨之后,立可分辨何為發展中國家,何為發達國家。大廈看得見,下水道看不見,那是發展中國家;下水道里可行走,那是發達國家。”

以上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8月8日在“明道取勢 諾亞財富領軍者線上峰會”中,分享的最新精彩觀點。

據悉,此次峰會云集國內外經濟、金融、投資等諸多領域權威專家、大佬共聚一堂,聚焦未來十年財富管理發展及資產配置新機遇,助力投資人洞悉市場、回歸本源、深耕能力,開啟新時代財富管理和資產配置新篇章。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以“疫情下的宏觀經濟形勢分析”為主旨作出分享。他指出,當下是“疫情經濟學”主宰經濟恢復過程。


李揚:從積極參與國際、國內大循環,轉型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絕難一蹴而就


李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第三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五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主持國際合作、國家及部委以上研究項目200余項。



全球經濟遭遇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增長一直呈下行趨勢。

看起來,這一趨勢在未來還要延續一段時期。這讓我們想到習近平總書記最近經常提及的一個概念,那就是:全球經濟遭遇了“百年未遇之大變局”。

2020年疫情之前,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均處于下行通道。2020年的疫情沖擊,將全球和中國的經濟增長都拉下了更低的軌道。

這次疫情是一個全面的沖擊,大概概括一下,至少包含7個方面的沖擊,即:需求沖擊、供應沖擊、金融沖擊、生命損失的沖擊、勞動力市場的沖擊、中小企業破產的沖擊、全球產業鏈斷裂沖擊。

正是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黨中央和國務院早就將防控疫情置于所有工作的前置性位置,并作出了一系列部署。今年7月30號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更是明確強調:“要建立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長期協調機制,堅持結構調整的戰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創新,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

李揚表示,我們一定要認識到,疫情的沖擊比戰爭沖擊更為嚴重。雖然,對于人類而言,戰爭和疫情都是災難,但是,戰爭的本質是消費刺激型災難,而疫情則是需求抑制型災難,因此,戰爭之后通常會有經濟繁榮,而疫情之后則會有長期的蕭條相伴隨。這是兩者最大的區別。李揚認為,這是我們在分析當下經濟形勢的時候,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疫情與戰爭之類的其他災害相比所以危害更大,是因為,其中還有“去全球化”的影響。在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現在發生的事情,即世界各國因疫情而封鎖國境,稱為“大封鎖”(Great Lockdown)。有些學者,例如馬丁·沃爾夫,為了減少此類事態的“陰謀論”色彩,更傾向于用“大關閉”(Great Shutdown)一詞來刻畫當前的狀況。無論用什么詞,一個事實是不可忽視的,這就是,疫情使得這個世界倒退到一百多年前的“城堡經濟”時代。

“大關閉”的概念突顯了這樣的事實:即便政策制定者沒有主觀實施封鎖的動因,防疫的客觀要求和集體行動,將產生關閉各國國境和產業鏈脫離的結果。于是,全球經濟同樣會崩潰,而且,在封鎖結束后,可能還會繼續延續相當長時期,更有甚者,有些斷裂將永遠無法修復。


中國是唯一正增長的大國

2020年以來,各國際組織均繼續下修了全球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預測。

IMF6月4日發布更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與4月發布的預期相比,該報告預計2020年經濟衰退將進一步加深,2021年經濟復蘇將放緩。IMF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下降4.9%,比4月的預測低1.9%;2021年經濟將出現部分復蘇,增長率將達到5.4%,低于此前預計的5.8%。

世界銀行的預測更悲觀。世界銀行此前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稱,2020年全球GDP將下滑5.2%,世界經濟將陷入二戰以來最深度衰退之中。

世界銀行還指出:通過與過去14次全球性的經濟衰退進行比較,此次新冠衰退將是自1870年以來全球經濟衰退聯動性最高的一次。

根據世行現有的預測,2020年超過90%的經濟體將遭受人均GDP的下降,這一比例甚至超過了1930-32年“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期間的85%。

相比而言,我們中國是幸運的,因為中國對疫情的控制是有效的。

IMF預測,2020年中國經濟將增長1.0%,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正增長的國家,2021年將實現8.2%的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增長率因疫情而下滑固然在意料之中,有一個現象不能不引起我們注意,即:今年一季度,中國國際收支出現“雙逆差”,此為數十年來之僅見。這是不是會成為趨勢,還有待觀察,但是這個現象出現,足以令人警醒。過去相當長時期,中國的對外賬戶都是順差,而且是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雙順差,如果說有什么問題,那就是為外匯儲備不斷增加而煩惱,從而導致“輸入型通貨膨脹”,不過,那是富裕中的煩惱。反過來,如果出現逆差,而且雙逆差持續一段時間,外匯儲備進一步減少,那就是困頓中的煩惱了。那是完全不同的。

全球分化下的中國對策:
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當前中國經濟遇到的問題前所未有。李揚表示,一方面,我國面臨著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所帶來的困難和挑戰;另一方面,國際環境似乎有逐漸惡化之勢。但是,中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回旋空間大。這些基本特點,正是我們度過難關的保障。

最近一段時間,從企業家座談會到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國在不斷完善自己應對疫情沖擊的對策。在今年“兩會”上,習近平首次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戰略一經提出,便引發廣泛關注,海內外媒體爭相報道,各路智庫機構紛起解讀,同時也引起了投資者和消費者的熱議。

李揚認為,理解這一戰略轉變至少可以有如下四個角度。

第一,從“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轉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這是無奈之舉。如所周知,分工和交換是增進效率、促進增長的最根本路徑。分工原理運用到國際領域,便表現為以國際分工和跨國貿易為基本內容的全球化。全球化使所有參與其間的國家獲得好處,只是好處大小而已。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常識。這幾年美國總統到處說美國吃了虧,那是缺乏起碼常識的表現。中國當然也從全球化中獲得了好處,可以說,沒有全球化,就沒有中國經濟四十年的奇跡。然而,就是這個讓全球各國均獲得好處的全球化,如今面臨退潮。其原因,既有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有意為之,但更多的則是因為前面提及的由疫情導致的全球各國“大關閉”。所以說,從積極參與國際大循環到強調國內大循環,是中國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

第二,在這個世界上,中國是少數幾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自身擁有完備的工業體系,擁有超級大市場,國內區域發展形成梯度結構,從而在實體經濟基礎上具備建立國內循環體系的經濟體。這正是中國經濟的底氣所在,發展的潛力所在,是中國未來的希望。

第三,發展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絕難一蹴而就,因為,這需要我們對我國資源配置格局進行重新布局。這是一個需要瞻前顧后、久久為功的長期戰略。首先,四十年中國發展奇跡告訴我們,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必須依托高度發達的市場機制。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全面深化市場化改革,特別要大力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改善我國營商環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其次,資源的配置和再配置,是通過企業的自主行動實現的。因此,進一步動員企業的積極性至關重要。在當前的情況下,我們特別要大力鼓勵發展民營企業,大力引進外資,深化國企改革,充分調動各類企業的積極性,“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其三,經過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我國經濟的數字化轉型明顯加快,目前已躋身全球第一方陣。在資源配置格局重新調整過程中,在轉向國內大循環新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深入推動我國經濟產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當使我國在新的更高水平上重新塑造我國資源配置格局。

第四,應當清楚地看到,從全面參與資源配置的國際大循環,轉換到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將是一個漸進且充滿荊棘的進程。十年前,中國的進出口總額曾高達GDP的60%以上,這意味著,就國際市場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影響而言,“三分天下有其二”。即便到了2019年,中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已大大降低,依然還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如此高的對外依存度,自然使得資源配置格局的重組不那么容易。在這個過程中,資源配置的效率可能會在一段時期內有所下降,相應地,經濟增長率也會受到向下的壓力。然而,從長遠來說,對于中國來說未必就一定是壞事。歷史上看,往往就是這種外在形勢的壓迫,會迫使我們迸發出創造力,解決長期未能解決的發展瓶頸問題。

資源配置格局的轉型是一個長期任務。作為具體的安排,我們還須長短結合。眼下的任務,正如政府工作報告所說的那樣:“穩”與“保”,構成2020年經濟政策的主基調。

對于7月30日政治局會議中關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闡述,大家頗多解讀。在李揚看來,自本年初開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雙寬松的格局,基本上就沒有變化,至于措施的重點,用詞的差別,其實是無關宏旨的。宏觀政策的基本邏輯就是,只要新冠疫情依然肆虐,經濟下行壓力依然未減,宏觀政策的寬松趨向就不會改變。在貨幣政策方面,增加貨幣供給和社會融資規模,推動綜合融資成本下降,同時,確保資金“精準”地流向實體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是一直被強調的幾個要點。至于財政政策,增加赤字、增發債務,減稅降費,注重實效,則是始終強調的重點。我認為,今年下半年,這種政策取向,不會有大的調整。


小微企業的重要性怎么強調都不“過分”:
留得青山,贏得未來

需要指出的是,既然疫情得到控制是一切政策產生作用的前提,那么,我們的所有應對政策的重點,便都是在于維持生存。正像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清楚闡明的那樣,我們的一切措施,為的都是“留得青山,贏得未來”。正是由于維持生存,穩住上億市場主體成為重中之重,支持小微企業便有了比過去更為重要的意義,而且,由于小微企業當下最重要的意義在于維持就業,保護民生,所以,支持小微企業與紓困并舉,便是重要的政策組合。

中小微企業關乎就業,間接地關乎社會穩定,其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保障就業和民生,必須穩住上億市場主體,盡力幫助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渡過難關。留得青山,贏得未來。”

此次疫情,在抗疫過程中,政府面臨兩類問題,一是維持企業運轉,二是向普通居民提供救助。在這兩種社會政策之間,其實存在彼此替代的關系。就是說,若不能讓小微企業繼續存活,政府就必須對原先在這些企業中就業的居民給予補助。兩相比較,顯然是維持小微企業運轉,讓廣大人民用自己的勞動換回自己維持生活的收入,更能做到激勵相容,更符合經濟運行的基本道理,因而是更為健康的。

如今,小微企業的作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在工業化社會中,“大的就是好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最重要。但是,在后工業化時期,在服務化、信息化深入發展的過程中,“小的就是好的”。在服務化、信息化、網絡化為主的經濟社會中,小企業是經濟運行的主體,它們絕對不只是大的補充,而是同大企業同等重要的主體,大企業必須同它們相互配合。

我們還要指出的是,小微企業中的一部分,正是創新的主體。其實,真正的創新,特別是顛覆性創新,大多來自小企業。因為小微企業沒有歷史包袱、其經濟發展中沒有沉沒成本,沒有什么壇壇罐罐懼怕打破,也沒有任何條條框框束縛它們,它們只有對未來美好發展的愿望,只有超越現實的激情。


投資仍是主角

我們看到,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不僅表現在全球政治格局的變局上,也表現在全球資本市場體系的變局上。在金融領域,與百年不遇之大變局相伴隨的,是財富管理的重新洗牌,并給全球投資人的收益穩定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

進入到2020年,受到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疊加疫情等因素影響,國際市場的波動性在加劇。無論國際還是中國都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并帶來市場的波動。當前,中國經濟下一步的發展與走勢,會對資產配置、財富管理產生新的影響,也是當前投資人普遍關心的話題。

投資人需要更好地理解這些變化,認識財富管理的新環境,助力做好大類資產配置和交易管理。

在可見的未來,出口負貢獻、國內消費不振,都將成為長期現象;增加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唯一途徑。

大量的投資都是需要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密切結合而展開,都需要私人資本和社會資本共同協調,需要政府和民間相互配合,所以要關注投資的主體,要關注投資的領域,關注新的投融資方式。

李揚認為,今后中國的投資領域,可以用“兩新一重”加以概括,即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這些領域的投資潛力無窮,但是,創新這些領域的投融資方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挑戰。

李揚表示,特別希望說一說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問題。毫無疑問,經過幾十年持續不斷的投資,我們國家已經出現了十余個千萬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和數十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乍一看來,我國的這些城市都建設得十分宏偉,但是,它們是否適合人居,是否環境友好,是否以人為中心,都尚待考研。應當說,近日的水災已經給出了部分答案。一場大雨之后,立可分辨何為發展中國家,何為發達國家。大廈看得見,下水道看不見,那是發展中國家;下水道里可行走,那是發達國家。簡言之,一場大雨,再加上一場疫情,充分暴露了我國城市發展的短板,今后,努力補充城市基礎設施的短板,是我們面臨的又一嚴峻任務。

差距就是動力,差距就是方向。回歸到投資來說,就中國而言,已經到了補整個社會基礎設施都投資不足的階段,包括城鄉一體化等。而這樣一些投資大部分都不是純商業可持續的, 市場和政府結合,民企國企結合,政府和民營企業結合,PPP等等,這些都是我們下一步要做的主要的事情。所以,歸結到金融方面,融資方式的創新對下一步發展來說是至關重要。

在已經過去的2020上半年中,我們經歷了非常復雜的局面,全球金融市場經歷了劇烈波動那么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投資人如何根據市場周期設定財富管理目標,如何選擇投資品類并有效管理風險?實現財富保值增值、有序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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